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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以“形式即内容”为特征的一些现代流派,看似倒是短命,一派派一种种一代代更迭迅速,有些形式只被用过一次至几次便告收场,谁胆敢再用谁就有抄袭之嫌人家一眼就认出你卖的是哪路拳脚,因而黯然而无创造之光荣了。这有时弄得现代派们很是伤心窝火。细想其实不必。形式即内容,形式即非容器,它毋宁说是雕塑,它是实心的是死膛的,它不能装酒装水装故事,它什么都不能装,它除了是它自己之外没别的用场可派,它的形式就是内容,你用它的形式岂不就是抄袭它的内容吗?所以一般它不讲故事,讲故事也不在于故事而在于讲。我想《李自成》换一种讲法也还是可以的,而且用这种方法还可以讲无数的故事。而《去年在马里昂巴》你就没办法给它换个形式,要换就只好等到“明年在马里昂巴”,而且你用这种形式所能讲的故事也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既做了“形式即内容”的一派,就必须要在形式上不断地创新,否则内容也一同沦为老朽,这不值得伤心窝火,对创造者来说这正是一派大好天地。正如把内容做首位的一派也必须在内容上时时更新一样。多数中国人的吃穿住行问题尚未解决,也许这是中国人更关心这类问题而较少关心精神生活的原因?但一向重视这类问题的中国人,却为什么一直倒没能解决了这类问题?举个例说,人口太多是其原因之一。但若追根溯源,人口太多很可能是一直较少关心精神生活的后果。——这是个过于复杂的话题。写到这儿又想起另外一个问题。我总认为“脱离时代精神”的罪名是加不到任何艺术流派头上的,因为艺术正是在精神迷茫时所开始的寻找,正是面对着现实的未知开始创造,没有谁能为它制定一个必须遵守的“时代精神”。它在寻找它在创造它才是艺术,它在哪个时代便是哪个时代的时代精神的一部分。澳门新葡京充值多久到账眼前有九条路,假如智力不能告诉我们哪条是坦途哪条是绝路(经常有这种情况),我们就停在九条路口暴跳如雷还是坐以待毙?当然这两种行为都是傻瓜所喜欢的方式。有智力的人会想到一条一条去试,智力再高一点的人还会用上优选法,但假设他试完了九条发现全是绝路(这样的事也经常有),他是破口大骂还是后悔不迭?倘若如此他就仅仅比傻瓜多智力,其余什么都不比傻瓜强。而悟者早已懂得,即便九条路全是坦途,即便坦途之后连着坦途,又与九条全是绝路,绝路退回来又遇绝路有什么两样呢?无限的坦途与无限的绝路都只说明人要至死方休地行走,所有的行走加在一起便是生命之途,于是他无惧无悔不迷不怨认真于脚下,走得镇定流畅,心中倒没了绝路。这便是悟者的抉择,是在智性的尽头所必要的悟性补充。

澳门新葡京充值多久到账科学家、政治家和经济家,完全没有理由惧怕宗教精神,也不该蔑视它。一切科学、政治、经济将因生命被鼓舞得蓬勃而更趋兴旺发达。一对男女有了爱情,有了精神的美好憧憬与信念,才更入迷地治理家政、探讨学问、努力工作并积起钱财来买房也买一点国库券——所谓活得来劲者是也。爱情真与宗教精神相似,科学没法制造它,政治没法设计它,经济没法维持它。如果两口子没了爱情只剩下家政,或者压根儿就是以家政代替爱情,物质的占有成了唯一理想,会怎么样呢?焦灼吧,奔命吧,乏味吧,麻木吧,最后可能是离婚吧分家吧要不就强扭在一块等死吧,这个家渐渐熄了“香火”灭了生气,最多留一点往日幸福昌盛的回忆。拿这一点回忆去壮行色,阿Q爷还魂了。“有意味的形式”各种各样,它们被创造出来,我猜不是像掷骰子那样撞到的运气,也是出自人与世界相处的不同形式。你仅仅在社会层面上与世界相处,倘由你来把《红楼梦》改编成电视剧的话,你当然会把贾宝玉的结局改为沿街乞讨之类。你以人类大军之一员的形式与世界相处,你大概才能体会,最后的战场为什么形同荒漠、教堂的尖顶何以指望苍天。你以宇宙大结构之一点的形式参与着所谓存在这一优美舞蹈,你就会感动并感恩于一头小鹿的出生、一棵野草的勃勃生气、一头母狼的呼号,以及风吹大漠雪落荒原长河日下月动星移和灯火千家,你泰然面对生死苦乐知道那是舞蹈的全部,你又行动起来不使意志沦丧,像已经出现了的“绿党”那样维护万物平等的权利,让精神之花于中更美地开放。所以我想,有意味的形式不是像玩七巧板那样玩出来的,它决定于创作者对世界的态度,就是说你与世界处于什么样的形式之中,就是说你把自己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如果传统就是先前已有的思想、语言以及文体、文风、章法、句式、情趣……那其实就不必再要新的作家,只要新的印刷和新的说书艺人就够。但传统,确是指先前已有的一些事物,看来关键在于:我们要继承什么以及继承二字是什么意思?传统必与继承相关,否则是废话。可是,继承的尺度一向灵活因而含混,激进派的尺标往左推说你是墨守成规,保守者的尺标往右拉看你是丢弃传统。含混的原因大约在于,继承是既包含了永恒不变之位置又包含了千变万化之前途的。然而一切事物都要变,可有哪样东西是永恒不变的和需要永恒不变的吗?若没有,传统(尤其是几千年的传统)究竟是在指示什么?或单说变迁就好,继承又是在强调什么?永恒不变的东西是有的,那就是陌生之域,陌生的围困是人的永恒处境,不必担心它的消灭。然而,这似乎又像日月山川一样是不可能丢弃的,强调继承真是多余。但是!面对陌生,自古就有不同的态度:走去探险,和逃回到熟练。所以我想,传统强调的就是这前一种态度——对陌生的惊奇、盼念、甚至是尊敬和爱慕,唯这一种态度需要永恒不变地继承。这一种态度之下的路途,当然是变化莫测无边无际,因而好的文学,其实每一步都在继承传统,每一步也都不在熟练中滞留因而成为探险的先锋。传统是其不变的神领,先锋是其万变之前途中的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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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死呢?死我不知道,我没死过。我不知道它好玩不好玩。我准备最后去玩它,好在它跑不了。我只知道,假如没有死的催促和提示,我们准会疲疲沓沓地活得没了兴致没了胃口,生活会像八个永远唱下去的样板戏那样让人失却了新奇感。上帝是一个聪明的幼儿园阿姨,让一代一代的孩子们玩同一个游戏,绝不让同一个孩子把这游戏永远玩下去,他懂得艺术的魅力在于新奇感。谢谢他为我们想得周到。这个游戏取名“人生”,当你老了疲惫了吃东西不香了娶媳妇也不激动了,你就去忘川走上一遭,重新变成一个对世界充满了新奇感的孩子,与上帝合作重演这悲壮的戏剧。我们完全可以视另一些人的出世为我们的再生。得承认,我们不知道死是什么(死人不告诉我们,活人都是瞎说),正因如此我们明智地重视了生之过程,玩着,及时地玩好它。便是为了什么壮丽的理想而被钉上十字架,也是你乐意的,你实现了生命的骄傲和壮美,你玩好了,甭让别人报答。区分人与动物的界线有很多条,但因其繁复看似越来越不甚鲜明了。譬如“思维和语言”,有些科学家说“人类可能不是唯一能思维和说话的动物”,另一些科学家则坚持认为那是人类所独有的。若以我这非学者的通俗眼光看,倒是有一条非常明显又简便的区分线摆在这儿:会不会自杀(是会不会,不是有没有)。这天地间会自杀的只有人类。除了活着还要问其理由的只有人类。丰衣足食且身体健康忽一日发现没有了这样继续下去的理由从而想出跳楼卧轨吃大量安眠药等等千条妙计的只有人类。最后,会写作的只有人类。假如人不至于长大,童心就是最美的一直是最美的。可惜人终归要长大,从原始的淳朴走来必途经各类文明,仅具童心的稚拙就觉不够。常见淳朴的乡间一旦接触了外界的文明,便焦躁不安民风顿转;常见敦厚的农民一旦为商人的伎俩所熏染,立刻变得狡狯油滑。童心虽美却娇嫩得不可靠。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有一种怕孩子长大失了质朴干脆就不让孩子长大的倾向,这是极糟糕的事。我在另一篇文章中写过这样的话:“企图以减欲来逃避痛苦者,是退一步去找和谐,但欲望若不能消灭干净便终不能逃脱痛苦,只好就一步步退下去直至虽生犹死,结果找到的不是和谐而是毁灭。中国上千年来的步步落后肯定与此有关,譬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譬如闭关自守,譬如倘爱情伴着痛苦便不如不要爱情而专门去制造孩子,倘世上有强奸犯便恨天下人何以不都是太监。世界上的另一种文化则主张进一步去找和谐,进一步而又进一步,于是遥遥地走在我们前头,而且每进一步便找到一步的和谐,永远进一步便永在和谐中。”我想这就是东西方文化最大的不同点之一。还是让孩子长大吧,让他们怀着亘古的梦想走进异化的荒原中去吧,在劫难逃。真正的悟性的获得,得在他们靠了雄心勃勃的翅膀将他们捧上智力的天空翱翔之后重返人间之时。他们历经劫难不再沾沾自喜于气壮山河,知困苦之无边,知欢乐乃为无休止的超越,知目的即是过程,知幸福唯在自我的升华与完善,知物质无非为了精神的实现所设置,知不知者仍是无穷大唯心路可与之匹敌,那时他们就已长大,重归大地下凡人间了。他们虽已长大却童心不泯绝无沮丧,看似仍一如既往覆地翻天地追求追求追求,但神情已是泰然自若,步履已是信马由缰,到底猜透了斯芬克斯的谜语。他们在宇宙的大交响乐中隐形不见,只顾贪婪地吹响着他们的小号或拉着大提琴,高昂也是美哀伤也是美,在自然之神的指挥下他们挥汗如雨,如醉如痴直至葬身其中。这不再只是童心之美,这是成熟的人的智慧。斗胆替古人做一点解释:很可能,四十之不惑并不涉及天命(或命运),只不过处世的技巧已经烂熟,识人辨物的目光已经老练,或谦恭或潇洒或气宇轩昂或颐指气使,各类做派都已能放对了位置;天命么,则是另外一码事,再需十年方可明了。再过十年终于明了:天命是不可明了的。不惑截止在日常事务之域,一旦问天命,惑又从中来,而且五十、六十、七老八十亦不可免惑,由是而知天命原来是只可知其不可知的。古人所以把不惑判给四十,而不留到最终,想必是有此暗示。

我相信美是主观的。当你说一个东西是美的时候,其实只是在说明你对那东西的感受,而不是那东西的客观性质。美(或丑)是一种意义,一切意义都是人的赋予。没有主体参与的客体是谈不上意义的,甚至连它有没有意义这个问题都无从问起。若是反过来问呢,没有客观参与的主体又能谈得上什么意义呢?问得似乎有理,但我看这是另一个命题,这是关于存在的命题,没有客体即没有存在,因为没有客体,主体也便是没有依着无从实现的空幻,主客体均无便成绝对的虚空而不曾存在。而现在的命题是,存在已为确定之前提时的命题,就是说主客体已经面对,意义从何而来?美从何而来?如果它是客体自身的属性,它就应该像化学元素一样,在任何显微镜下都得到一声同样的赞叹,倘若赞叹不同甚或相反得了斥骂,我们就无法相信它是客体自身的属性。你若说这是观察的有误,那就好了,美正是这样有误的观察。它是不同主体的不同赋予,是不同感悟的不同要求。漂亮并不是美。大家可以公认甲比乙漂亮,却未必能公认甲比乙美。随便一个略具风姿的少女都比罗丹的“老娼妇”漂亮,但哪一个更具美的意义却不一定,多半倒是后者。漂亮单作用于人的生理感观,仅是自然局部的和谐,而美则是牵涉着对生命意义的感悟,局部的不和谐可以在这个整体的意义中呈现更深更广的和谐。所以美仍是人的赋予,是由人对生命意义的感悟之升华所决定的。一个老娼妇站在街头拉客大约是极不漂亮的,但罗丹把这个生命历程所启示的意义全部凝固在一个造型中,美便呈现了。当然,谁要是把生命的意义仅仅理解成声色犬马高官厚禄,“老娼妇”的美也便不能向谁呈现。美是主观的,是人敬畏于宇宙的无穷又看到自己不屈的创造和升华时的骄傲与自赏。这儿没有提倡自杀的意思,我想这一点是清楚的。长寿的托尔斯泰比自杀了的马雅可夫斯基更伟大。至于那些因一点平庸的私欲不得满足便去自杀的人,虽有别于动物但却是不如了动物,大家都这样干起来,人类不仅无望进步,反有灭种的前途。某电视剧里有句台词:“实在没办法了,我就去当作家。”剧作者可能有一点调侃作家的意思。但这句话之所以让我不忘,不因其调侃,因其正确。这就是写作的原因吧。浪漫(不“主义”)永不过时,因为有现实以“惑”的方式不间断地给它输入激素和多种维他命。

在我的记忆里,五十年代,人们虽不知共产主义将怎样一步步建成(有科学社会主义,并无科学共产主义)。但这绝不妨碍人们真诚地信仰它,人们信仰它甚至不需要说服,因为它恰是源于生命热望的美好理想,或恰与人们热望的美好理想相同。但后来有人用一种错误的政治冒名顶替了它,并利用了人们对它的热诚为自己谋利(譬如“四人帮”),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它变成了一个坏迷信,结果人们渐渐迷失于其中,不但失去了对它的信仰,甚至对真诚、善良都有了怀疑,怎么会不疲沓不自卑不是一盘散沙?那么正确的政治可以代替它吗?(正确的家政可以代替爱情吗?)不能,原因至少有三:一来,它们是运用着两套不同的方法和逻辑;二来,这样容易使坏政治钻空子(就像未经法律程序杀掉了一个坏蛋,便给不经法律程序杀掉十个好人和一个国家主席做了准备那样,给“四人帮”一类政治骗子留了可乘之机);三来,人们一旦像要求政治的科学性和现实性(要实现)那样要求理想的幸福乐园,岂不是政治家给自己出难题?所以,当我们说什么什么理想一定要实现时,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也是一个理想。理想从来不是为实现用的,而是为了引着人们向前走,走出一个美好的过程。这样说倒不怕人们对理想失望;除非他不活,否则他必得设置一个经得住摔打的理想——生命的热望使之然。不要骗着他活,那样他一旦明白过来倒失望得要死。让人们自由自在地活,人们自会沉思与奇想,为自己描述理想境界,描述得越来越美好越崇高,从而越加激励了生命,不惧困境,创造不止,生本能战胜死本能,一切政治、经济、科学、艺术才会充满朝气,更趋精彩完美,一伙人群才有了凝聚力。当人们如此骄傲着生命的壮美之时,便会悟出这就是理想的实现。当人们向着生命热望的境界一步步走着的时候,理想就在实现着,理想只能这样实现,不必抱歉。母亲去得突然,且在中年。那时我坐在轮椅上正惶然不知要向哪儿去,妹妹还在读小学。父亲独自送母亲下了葬。巨大的灾难让我们在十年中都不敢提起她,甚至把墙上她的照片也收起来,总看着她和总让她看着我们,都受不了。才知道越大的悲痛越是无言:没有一句关于她的话是恰当的,没有一个关于她的字不是恐怖的。澳门新葡京充值多久到账可是,“文革”中多数的自杀者并不是因为不允许其写作呀?而被剥夺了写作权利的人倒是多数都没有自杀呀?我想必是这样的:写作行为不一定非用纸笔不可,人可以在肚子里为生存找到理由。不能这样干的人不用谁来剥夺他他也不会写作,以往从别人那儿抄来的理由又忽失去,自己又无能再找来一个别样的理由,他不自杀还干什么?被夺了纸笔却会写作的人则不同了,他在肚子里写可怎么剥夺?以往的理由尽可作灰飞烟灭但他渐渐看出了新的理由,相信了还不到去死的时候。譬如一个老实巴交的工人,他想我没干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你们打我一顿又怎么样人活的是一个诚实!——这便是写作,他找到的理由是诚实,且不管这理由后来够不够用。一个老干部想,乌云遮不住太阳事情早晚会弄清楚的到头来看谁是忠臣谁是奸佞吧——这是他的作品。志士从中看见了人类进步的艰难,不走过法西斯胡同就到不了民主大街和自由广场,不如活着战斗。哲人则发现了西绪福斯式的徒劳,又发现这便是存在,又发现人的意义只可在这存在中获取,人的欢乐唯在这徒劳中体现。先不论谁的理由更高明,只说人为灵魂的安宁寻找种种理由的过程即是写作行为,不是非用纸笔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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